女性生育的最佳年齡是多少歲?
女性最大的焦慮是什么?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：年齡。而最大的焦慮通常出現在 28～30 歲左右，因為衰老，因為……生育。
從小到大，每個女孩都聽過「女性生育要抓緊呀，過了一定年齡就生不出來了」的規訓，媒體也在不斷渲染「女人的最佳生育期只有黃金幾年」。
盡管如此，國內外似乎都出現了「女性晚育」的趨勢，女性首次生育年齡在不斷攀升。從 1990～2017 年，我國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就從 23.4 歲提高到了 26.8 歲，而且這個趨勢還在保持。
大城市的這一趨勢更是明顯。比如 2020 年，上海戶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齡已經到了 30.3 歲。
是女性忽略了最佳生育年齡嗎?
首先要承認的是，在醫學上，「最佳生育年齡」是客觀存在的。
從統計數據上來看，25～34 歲，無論是母親自身的孕產并發癥，還是胎兒的異常或不良預后，都處在風險最低的時段。因此，35 歲也被界定為「高齡產婦」與「普通產婦」的分界線。
以胎兒染色體異常為例，在母親 35 歲后，胎兒染色體異常的風險漲幅逐漸增大。
再來看關于孕產并發癥的風險。2009 年，有研究者對全美 700 多萬住院人口統計，列出了不同年齡段與孕產婦相關并發癥的關系。圖 2 呈現的是每種并發癥在 1000 人中發病的人數。
但如果我們站遠一點看，將縱坐標放大到 1000 人的單位時，就會發現，就孕產并發癥而言，35 歲并不是一個陡峭的拐點;對個體而言，實際影響也沒有輿論渲染得那么夸張。
舉例來說，25～29 歲，1000 人中有 67.5人出現早產;到了 35～39 歲，這個數字是 75.4 人。發生概率上提升了 11%，但實際上每 1000 位孕婦中增加了 7.9 人。
再比如妊娠期高血壓， 35～39 歲相比于 25～29 歲，1000 個人中的發生比例增加了 28.5%，看起來非常明顯。但實際人數上，是每 1000 人中多了 15 人。
即使過了 35 歲，懷孕后最終安全生下寶寶的，依舊是大多數。
不過，作為「高齡產婦」，為了讓風險盡可能低，在臨床上自然會有一些特殊待遇，不僅需要更嚴格地控制血壓、血糖，醫生也會建議合理利用無創 DNA、羊水穿刺等檢測手段，將生下染色體異常患兒的風險降到最低。
出于各種各樣的考慮，無論是親友還是醫生，也都習慣性地一次次勸說女性：早點生孩子，母親和孩子健康的幾率都會更高。
這種勸說并非沒有道理，但卻有些失衡了——人群上的失衡，和決策上的失衡。
比如在人群上，生育風險的討論似乎都聚焦于一個性別、一個年齡層。其實，無論是男是女都存在生理上的「最佳生育年齡」的(男性一般界定為 27～35 歲)。還需要一提的是，我國平均婚育年齡雖然在推遲，但童婚早育狀況也在惡化。
2016 年，15～19 歲的女性生育率達到 0.9%，甚至超過了 40～44 歲女性的生育率。而 19 歲生育的綜合風險高過 35 歲，14 歲生育的綜合風險超過 40 歲。
另外，年齡也不是生育的唯一砝碼。
對于我們每個需要參與社會生活的人來說，生孩子，從來不只是一件醫學上的事。醫學能夠評估的，只是生育前后的短期健康狀況，然而，無論是對女性、對孩子、對家庭，生育都是一件會帶來長期影響的事情，不是用「年齡」就可以簡單界定的。
比如，不少社會學、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發現，母親先積累一定的資源后再生育，可能對母親和孩子都更有利。
甚至對女性來說，成為母親意味著要面臨「母職懲罰」(Motherhood Penalty)，這一「懲罰」反應在經濟收入上，就是女性和男性之間的收入差異，以及母親與非母親之間的收入差異，一大部分是因為成為母親的女性，承擔了更多的生育和照料勞動。在 1989 年，每多生一個孩子就會導致女性工資降低 9% 左右，到了 2015 年，每多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降低 13% 左右。
當代社會，越來越多的女性都有自己的職業追求，在生育時機的抉擇上，自然也會發生變化——比如在自己能力足夠強時再去考慮婚育。
當我們在討論「最佳生育年齡」時，要記住，這個最佳，只是一個統計學上「最漂亮的數字」。統計數字是一個很有用的參考，然而，對每個人的人生來說，有些獨特的「數據」只有自己知道，比如：
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?你的身體狀況、家族健康史如何?如果要撫育孩子，你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?能得到哪些幫助?……
這些，都是在醫學數據無法告訴你的事，但卻是會深刻影響你生育后人生的事。
說真的，生孩子這件事的確是一場冒險，我們期待著編織一張無比縝密的網，把所有不確定因素隔絕在外，穩穩地接住這個即將來臨的小生命。然而，人生充滿不確定性，我們很難說什么時候才是真正的萬無一失。
當個人價值、事業發展、家庭關系、生命延續等種種復雜問題交織在一起時，希望每個女性、每個家庭，都能經過衡量和準備做出最適合的選擇，而不是在外界焦慮的裹挾下，因為所謂的「倒計時」而妥協。
年齡不是生育的唯一砝碼，更不應該成為所有女性的枷鎖。
